曾国藩
曾国藩（1811—1872），字伯涵，号涤生，湖南湘乡（今双峰县）人，“晚清第一名臣”，战略家、理学家、文学家，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。道光十八年（1838）中进士，入翰林院；历任内阁学士、兵部侍郎和礼部侍郎。咸丰三年（1853）奉谕组建“湘军”。次年大胜太平军。咸丰十年（1860）六月，先行加兵部尚书衔，实授两江总督，以钦差大臣身份督办江南军务。同治三年（1864）七月，攻陷天京，太平天国灭亡。翌年六月，北上围剿捻军。同治五年（1866）被清廷赐予一等“毅勇侯”封号，是文官中获此封爵第一人。同治六年（1867），拜大学士，出任直隶总督。同治九年（1870），奉命处理“天津教案”。次年回任两江总督。同治十一年（1872）病逝。
曾国藩工诗与古文，其诗宗苏轼、黄庭坚，雄峻排奡；其文法桐城而能扩大，变雅洁为雄肆。作为湘军统帅，与胡林翼并称“曾胡”；在晚清政坛，与李鸿章、左宗棠、张之洞并称“中兴四大名臣”。
曾国藩曾获中国现代史上两位著名人物蒋介石和毛泽东一致尊崇，前者甚至将其著作作为座右铭。民国十三年（1924），黄埔军校成立之初，蒋介石要求把曾国藩、胡林翼的军队建设理论编辑成册，作为黄埔军校的教学参考书。蒋介石为该书作序称，“曾氏（曾国藩）标榜道德，力体躬行，以为一世倡，其结果竟能变易风格，挽回颓靡，吾姑不问其当时应变之手段，思想之新旧，成败之过程如何，而其苦心毅力，自立立人，自达达人之道，盖已足为吾人之师资矣。”（《曾胡治兵语录详解》序言，西安大东书局，民国13年）1917年8月23日，年轻的毛泽东在给友人黎锦熙的信中坦诚地说：“愚于近人，独服曾文正，观其收拾洪杨一役（指镇压太平天国——笔者注），完满无缺。使以今人易其位，其能如彼之完满乎？”（《毛泽东早期文稿》，湖南人民出版社，2008年，页73）
展开剩余63%在曾国藩活动的历史是其，西医的影响还很小。他所接触的多是我国传统医药。曾国藩是政治家、军事家，不懂医学，但他作为政治人物，却特别重视养生，在其言行与文字中，曾多次涉及医药，也就是中医问题。
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（号星冈），曾留下“不信医药，不信僧巫，不信地仙”的家训。咸丰十年十二月二十日（1861年1月30日），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：“默念吾祖父星冈在时，不信医药，不信僧巫，不信地仙，卓识定志，确乎不可摇夺，实为子孙者所当遵守。近年，家中兄弟子侄于此三者，皆不免相反。余之不信僧巫，不信地仙，颇能谨遵祖训、父训，而不能不信药，自八年秋起，常服鹿茸丸，是亦不能继志之一端也。以后当渐渐戒止，并函诫诸弟，戒信僧巫、地仙等事，以绍家风。”（《曾国藩全集（十七）·日记（一）》，岳麓书社，2011年，页111）“不信医药”是其祖父留下来的祖训。他经常反省自己和家人是否遵从了祖训。
咸丰十年十二月二十四日（1861年2月3日），他在“致澄弟（其弟曾国潢，字澄侯——笔者注）”信中说，“吾祖星冈公在时，不信医药，不信僧巫，不信地仙。此三者，弟必能一一记忆。今我辈兄弟亦宜略法此意，以绍家风。……至医药，则合家大小老幼，几于无人不药，无药不贵。迨至补药吃出毛病，则又服凉药以攻伐之，阳药吃出毛病，则又服阴药以清润之，展转差误，不至大病大弱不止。”（《曾国藩全集（二十）·家书（一）》，岳麓书社，2011年，页558）
曾国藩之子曾纪泽因患病，身体虚弱，曾国藩十分焦虑，同日，他给其子写信，叮嘱其不要服乡医所开之方药，“尔体甚弱，咳吐咸痰，吾尤以为虑，然总不宜服药。药能活人，亦能害人。良医则活人者十之七，害人者十之三；庸医则害人者十之七，活人者十之三。余在乡在外，凡目所见者，皆庸医也。余深恐其害人，故近三年来，决计不服医生所开之方药，亦不令尔服乡医所开之方药。见理极明，故言之极切，尔其敬听而遵行之。”（同上书，页559）
咸丰十一年正月初四日（1861年2月13日），他又给其弟曾国潢写信嘱咐：“弟若能谨守星冈公之八字（考、宝、早、扫，书、蔬、鱼、猪），三不信（不信僧巫，不信医药，不信地仙），……则家中子弟日趋于恭谨而不自觉矣。”（同上书，页563）
同治元年七月二十日（1862年8月15日），他给两个弟弟曾国荃（字沅甫）、曾国葆（字季洪）写信说，“吾在外日久，阅事日多，每劝人以不服药为上策。……治心以‘广大’二字为药，治身以‘不药’二字为药，……季弟信药太过，自信亦太深，故余所虑不在于病，而在于服药。”（《曾国藩全集（廿一）·家书（二）》，页40）
同治元年七月廿五日（1862年8月20日），他在“致沅弟、季弟”的信中，仍然坚持有病勿药的信念：“余阅历已久，觉有病时，断不可吃药；无病时，可偶服补剂调理，亦不可多。吴彤云大病二十日，竟以不药而愈。邓寅皆终身多病，未尝服药一次。季弟病时好服药，且好易方，沅弟服补剂，失之太多。故余切戒之，望弟牢记之。……吾辈仰法家训，惟早起、务农、疏医、远巫四者，尤为切要。”（同上书，页41-42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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